团结——从党的二十大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之九******

　　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题：团结——从党的二十大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之九

　　新华社记者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确保党的团结统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纵览党的二十大报告，“团结”一词贯穿全篇，先后出现20余次。

　　正如一首经典歌曲所唱，“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显著精神标识，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领导人民赢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的关键密码。

　　“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

　　10月27日，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来到延安杨家岭，走进古柏苍松环抱的中央大礼堂，瞻仰中共七大会址。

　　礼堂后墙上，毛泽东同志亲笔为七大题写的主题词——“同心同德”四个大字，历经岁月的洗礼，愈发鲜亮。

　　“党的七大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走向了成熟。在政治上，党通过延安整风，使全党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实现了党的空前统一和团结。”回望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了党的团结统一这一关键的成功密码。

　　积力所举无不胜，众智所为无不成。

　　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从号召“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全党上下总动员，数百万党员干部奔赴脱贫攻坚主战场……

　　作为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团结奋斗优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代代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最先进政治力量。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团结的重要性——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没有这种思想上政治上的大团结，中国革命胜利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上阐述，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证；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团结是最强的力量。

　　十年来，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稳经济、促发展，战贫困、建小康，控疫情、抗大灾，应变局、化危机，攻克了一个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险阻，创造了一个个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

　　穿越历史的烟云，一个真理昭示未来：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

　　“能团结奋斗的民族才有前途，能团结奋斗的政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翻开党的二十大报告，大会的主题开宗明义：“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团结奋斗”四字，蕴含着深刻丰富的内涵。

　　党的百年历史，是一部党领导人民团结奋斗、赢得伟大胜利的历史。

　　牢不可破的团结，源自中国共产党人远大的志向和抱负——

　　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不久，上海市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前，鲜艳的党旗一次次在人群中展开。会址旁的报告厅内，一堂堂生动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党课接连举行……

　　百年前那栋不起眼的石库门小楼，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革命理想高于天”说明理想信念的重要性。理想信念，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信仰之美、理想之光、真理之力。

　　能团结奋斗的民族才有前途，能团结奋斗的政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中国共产党人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这种远大志向和抱负，赋予共产党人团结一心、顽强奋斗的强大动力。

　　牢不可破的团结，源自中国共产党人无私的精神和品格——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这种精神特质：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正是这种无私精神和品格，使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

　　牢不可破的团结，源自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坚持和贯彻——

　　团结与斗争，是矛盾运动的统一体。中国共产党追求的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不是一团和气，更不是团团伙伙。

　　摒弃一切畏首畏尾、一切消极懈怠、一切瞻前顾后，始终保持狭路相逢勇者胜、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大无畏气概，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同各种错误言行作斗争，并在这种斗争中更加团结。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习近平总书记以钢铁为喻，形象地指明了团结之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是接近目标，越需要巩固和加强各方面团结，用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筑起防范化解各种风险挑战的铜墙铁壁。

　　宏伟的目标任务，要求更坚强的团结——

　　10月25日，党的二十大闭幕后的首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进一步释放出新征程上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信号。

　　百年党史经验反复证明，只要全党步调一致、团结统一，我们就能无坚不摧，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和强大敌人；反之，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光荣，任务艰巨。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把14亿多中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激发出来、凝聚起来，形成全党全社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宏伟蓝图才能最终变成美好现实。

　　复杂的内外环境，呼唤更广泛的团结——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赴沙特利雅得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共叙友谊、共话互信、共商合作、共论天下。

　　从撒马尔罕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到巴厘岛、曼谷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再到利雅得中阿峰会、中海峰会……

　　党的二十大前后三次出访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累计同40多个国家领导人双边会见。透过繁忙的元首外交，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广，新朋友越来越多，老朋友越来越铁。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我们面临的内外环境更趋严峻复杂。团结的面越宽，团结的人越多，我们的事业就越兴旺发达。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必将以更加紧密的团结、更加顽强的奋斗，把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记者林晖、王琦、范思翔、董博婷）

　　海报设计：赵丹阳

　　技术：密雅琪、相昌盛

　　编辑：胡碧霞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